為了在地方債務高居不下的背景下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與公共產品投資，PPP當前已成為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項目融資與管理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PPP的定義與內涵，其次介紹了PPP的主要模式(按照私人投資者參與程度、收費方式與招標方式進行分類)，再次梳理了PPP的全球發展概況以及英國和加拿大等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之后討論了PPP相對于傳統模式的主要優勢與問題，最后給出了國際經驗對中國政府發展PPP的啟示。
一、引言
從2013年起，中國財政部開始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簡稱為PPP)，這被解讀為地方政府債務高居不下前提下，中央政府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與社會公共產品投資的創新性融資與管理模式。2014年9月，中國財政部發布《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宣布在全國范圍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項目示范，由此在全社會掀起了一股PPP熱潮。迄今為止，已經有若干省級地方政府公布了愿意與社會資本合作的項目清單。在未來PPP可能獲得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梳理該模式的概念內涵、主要類型、發展歷史與收益風險就變得越發必要。
迄今為止，研究PPP的國外文獻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文獻通常從國別經驗出發，介紹PPP模式的定義、內涵、潛在優勢與存在問題。例如，Sabol與Puentes(2014)就如何在基礎設施領域成功推進PPP模式，給美國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九點建議，包括在州一級政府建立強有力的政策框架、選擇政治上可行的項目、基于可量化的公共目標來進行PPP有關決策等。第二類文獻則從具體項目實施角度分析了PPP模式對項目實施成敗的影響機制。例如，Siemiatycki(2011)通過對英國1987年至2009年期間PPP項目的分析，研究了PPP影響項目實施的正反兩方面機制：一方面，PPP有關各方的多次合作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與鼓勵創新;另一方面，過于穩定的關系可能會減少競爭，進而導致成本上升和質量下降。
國內研究PPP的文獻大致興起于2000年前后。李秀輝和張世英(2002)將PPP視為一種項目融資模式，介紹了其產生的背景、概念與優勢，并簡單介紹了PPP模式在南非奈爾斯布魯特市水資源與衛生系統建設中的應用。王灝(2004a，2004b)較為全面地介紹了PPP的定義、模式及分類，并基于其從事軌道交通項目的經驗，對我國交通領域采用PPP模式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孫學工等(2015)介紹我國PPP發展的現狀與問題，并給出如何進一步推進PPP發展的政策建議。賴丹馨和費方域(2010)對PPP的實施效率進行了全面考察與綜述，認為PPP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風險和收益在公共和民營部門之間的分配。此外，還有一些文獻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紹了國外PPP項目的成功經驗。總體而言，迄今為止的國內文獻未能完整地理解PPP的內涵和功能，未能充分、全面地反映全球PPP發展狀況，特別是未能對國外PPP發展遭遇的問題展開分析。
本文試圖分析PPP的概念與內涵，介紹全球范圍內PPP的主要模式，梳理PPP發展的國際經驗，總結PPP相比于傳統模式的主要優點與問題，最后給出國際經驗對中國政府的啟示。文章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界定PPP的定義與內涵，第三部分介紹PPP在全球的主要模式，第四部分梳理PPP的全球現狀與國別經驗，第五部分總結PPP的主要優勢與面臨問題，第六部分給出國際經驗對中國發展PPP的啟示。
二、PPP的定義與內涵
總體看來，PPP是指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就提供公共品而建立的各種合作關系。由于各國各地區的具體實踐不同，因此到目前為止，PPP并沒有形成一個被廣泛認可與接受的定義。表1列舉了不同機構與一些學者對PPP的不同定義。通過對這些定義進行歸納，我們給出的PPP定義如下：PPP是指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就公共產品的提供而建立的風險共擔的長期伙伴關系。私人部門發揮資金、技術、管理優勢，按照政府設定的標準建造公共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并通過從政府部門收費或從使用者收費來獲取較為穩定的收入，政府部門則負責確定公共服務要求，并進行必要的協助和監管，最終實現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的目標。
PPP的內涵中至少應包括如下要素：第一，目的是提供公共服務或公共設施，方式是由私人部門提供，由公共部門購買;第二，要通過合同來界定各方權利與責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長期深入合作;第三，公共部門的重要職責是要制定清晰的各種標準;第四，要引入私人部門的資金與專業技能;第五，要有基于產出的費用支付與回報;第六，要進行合理的風險分擔與轉移。
三、全球范圍內PPP的主要模式
1、狹義的PPP模式
PPP的典型模式是設計-建造-融資-運營(Design-Build-Finance-Operate，簡稱DBFO)。在該模式下，政府制定公共服務的標準，私人部門據此設計、建造相應的設施來提供服務，并負責融資和運營。與此同時，政府作為服務的主要購買者，向私人部門支付使用費。運營期滿，有關設施移交政府部門管理。可以看出，在DBFO模式下，私人部門在設計、建造、融資、運營、維護等各個階段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圖1給出了一個典型的PPP結構。首先，政府特定部門根據需求進行招標。每個競標者一般是由幾個公司(例如建筑公司、私募基金、物業管理公司等)組成的一個承包聯合體。政府與中標者簽訂長期合同，期限通常在25年到30年左右，最長的可達99年;其次，中標的聯合體成員企業分別出一部分資金設立一個特殊目的載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作為項目公司;第三，由于工程規模巨大，項目公司通常會進行債務融資，而融資來源包括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在大多數情況下，為吸引投資者參與，在債務融資中會通過政府擔保或者購買單一險種保險進行增信;第四，項目公司將項目的不同任務分包給專業公司——通常也就是自己的股東;第五，在項目完成、進入運營階段并達到事先約定的服務標準后，政府每年會支付一個固定費用，或者采取向用戶收費的形式回收成本并賺取合理收益。為保護公共利益，政府通常對服務標準、質量安全標準及收費標準的制定保留一定的控制權，并對項目公司的運營情況進行監督;最后，有些國家還存在PPP的二級市場，企業可以將持有的項目公司股權進行出售，提前收回投資成本，以便進行新的投資。
2、廣義的PPP模式
我們可以將PPP定義為從完全的公共部門提供公共品到完全的私有化之間的一個區間分布。我們在表2中列出了廣義PPP的主要模式，按由上到下排列，私人部門的參與程度逐步提高。
表2的PPP模式主要適用于新建資產。然而，PPP也可用于已有資產的改造、運營、維護，具體模式如表3所示。與表2類似，在表3中，按由上到下排列，私人部門的參與程度也逐步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國家與不同研究者對PPP模式的認定標準存在顯著差異。一方面，同一模式在有些國家被視為PPP，在其他國家卻被歸為傳統采購模式。例如，孟加拉國PPP辦公室的指導材料中提到，PPP不包括公共服務某種職能的簡單外包以及“交鑰匙”建造合同，這兩種模式應該被視為傳統采購項目[2]。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和官方文件對PPP與私有化進行了區分。例如，穆迪認為，如果公共部門在整個合同期間都保留設施的所有權，那么這種模式(例如BOO)并不屬于PPP[3]。基于上述爭議，我們在下文討論PPP的融資結構和優缺點的時候，一般以最典型的模式(也即DBFO)為例。
3、按收費方式分類
根據收費方式，PPP可以分為使用者付費(usage-based)和政府付費(availability-based)兩種基本模式。
使用者付費模式又稱為特許經營權模式(concession)，其特點是完全通過向用戶收費來回收成本、支付運營費用，并實現合理的利潤，一般用于公路、橋梁、地鐵等領域。在這種模式下，市場需求的風險完全轉移給私人部門，后者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要接受市場檢驗。
然而在某些領域，市場需求的風險不能或者不適合轉移給私人部門(例如醫院和學校)，此時就需要政府根據其提供服務的潛在能力、質量等是否達標來支付固定的費用，即政府付費模式。政府付費(availability-based)是指私人部門開發建設的基礎設施只要達到了政府事先設定的服務供應標準，政府就會按約定每年支付一個固定的費用，無論實際的需求和利用情況如何。在這種模式下，市場需求的風險完全由政府承擔。而私人部門不面臨市場風險，通過創新改進質量的動力也就相對較弱。英國和加拿大的PPP主要采用的即是政府付費模式。
由于上述兩種模式各有利弊，因此在現實中常常結合起來使用。例如，政府支付一定比例的費用，但這并不足以收回項目成本，其余部分則通過向用戶收費來回收，以此實現風險共擔。
4、按招標方式分類
根據招標方式，PPP可以分為應標模式(solicited)和非應標建議模式(unsolicitedproposal)。前者由政府發起，也即政府根據需求發布招標公告，隨后由私人部門投標響應。后者不需要政府發布公告，私人部門在發現機會后，可以主動向公共部門提議協商簽訂合同(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引入競爭程序，以在幫助公共部門獲得更好條件的同時避免腐敗)。非應標建議模式由于賦予了私人部門更多的主動性，因此有助于通過充分發揮私人部門的創造性來彌補公共部門的有關不足。
四、PPP的全球現狀與國別經驗
PPP的雛形在歷史上早已有之。早在18、19世紀的英國，就有大商人聯合設立類似信托的公司，向私人借錢維修公路，并設卡收費，作為還款來源。現代意義上的PPP則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英國、加拿大等國家.本部分將首先介紹PPP的全球發展概況，其次介紹英國與加拿大的PPP發展歷程。
1、全球發展概況
根據布魯金斯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11年發布的報告，如果按照1985年至2011年期間的名義總投資來計算，則PPP的全球前五大市場分別為歐洲(3533億美元)、亞洲與澳大利亞(1872億美元)、拉美與加勒比(885億美元)、美國(684億美元)與加拿大(452億美元)。2012年，Partnerships Bulletin和德勤對70多家國際領先的PPP企業進行調查，評選出了全球五大最活躍的PPP市場，依次為加拿大、美國、法國、比荷盧經濟聯盟和英國。
世界銀行和PPIAF的PPI項目數據庫統計了中低收入國家的基礎設施行業私人參與狀況(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簡稱PPI)。PPI這一概念是由世界銀行提出的，與PPP可以互換，只不過前者多用于開發性融資領域。如圖2所示，如果以投資額來衡量的話，中低收入國家的PPP起步于上世紀90年代，在1998年達到峰值，之后從2004年起再次上升，在2012年再次達到峰值。但2012年的峰值僅為1998年峰值的一半左右。
德勤在2007年提出了PPP的市場成熟度理論，在對各國影響PPP發展的9個要素進行評估的基礎上，將各國的PPP發展劃分為由低到高的三個階段：發展中的PPP市場、活躍的PPP市場以及運行良好的成熟PPP市場。在此基礎上，他們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情況進行了評估(圖3)。目前英國和加拿大在PPP領域相對領先，處于成熟階段。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分別介紹英國與加拿大的PPP發展狀況。
2、英國
英國是全球范圍內最早實施PPP的國家之一，英國PPP的主要形式是私人融資計劃(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簡稱PFI)。1992年11月，保守黨政府的財政部長拉蒙特在秋季預算報告中宣布，將允許私人資本在公共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此即PFI的開端。目前英國主管PPP的機構是財政部下屬的英國基礎設施局(Infrastructure UK，IUK)。
根據英國財政部2014年12月發布的報告，截至2014年3月，英國一共有728個PFI項目，資本總額達566億英鎊。預計2014至2015財年，私人部門的投資支出將達到20億英鎊，到2015至2016財年則將增長到29億英鎊;在這兩個財年中，政府支付的“單一費用”(unitary ge payment)預計分別為103億英鎊和105億英鎊。英國多數政府部門都有過與私人部門合作的經驗。在截至2012年的717個項目資金已到位項目中，教育部、衛生部、交通部、國防部分別占了166、118、62和46個項目。從應用領域來看，項目最多的是學校、醫院、市政建設、司法公共安全、交通、垃圾和污水處理。除了以上領域，PFI還廣泛用于國防等領域，比如空中加油機的采購、海岸防務項目、空中交通管制等。
支持者認為，PFI通過將私人企業引入公共服務的提供過程中，緩解了公共財政壓力，發揮了私人部門的創造性，引入了債權人監督機制，提高了公共服務質量。在PFI模式下，政府由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購買者，私人部門負責公共設施的建設、維護，并從政府那里獲得長期穩定的費用支付(通常為20-30年)，公眾得以享受高效優質的公共服務，最終實現三贏。但是，也不無反對聲音。2008年，北愛爾蘭公共事務聯盟(NIPSA)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了北愛爾蘭境內PPP/PFI項目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加重財政負擔等)。該報告建議對政府的公共投資政策進行獨立評估，并在評估完成之前暫停PPP。
從1995年到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前，PFI整體呈上升趨勢，到2006年達到高峰。從2006年到現在，無論項目數還是資本總額都呈現出下滑態勢。金融危機造成的融資條件惡化與政府財政緊縮只是一個導火索，事實上，PFI在經過20年發展后已經問題重重。由于與私有化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PFI從一開始就為左派所詬病。近年來連保守黨都認為它作為一種項目融資方式的效率極端低下。
有鑒于此，英國政府對PFI進行了系統的評估和改革，并于2012年12月推出了PF2(Private Finance 2)，以增強公眾和私人投資者信心，推動PFI持續發展。表4中列舉了PFI的主要問題以及相應的改革措施。
3、加拿大
近年來PPP在加拿大穩步發展，無論從市場活躍度還是發展模式看，都堪稱世界一流。尤其是自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該國的PPP市場持續活躍，與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英國)的低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加拿大PPP委員會(CCPPP)發表的白皮書就毫不諱言地指出，加拿大是全球PPP最佳實踐的主要來源。穆迪也認為加拿大的PPP模式最為成熟，就連英國財政部都對加拿大模式表示了深厚興趣。
PPP最初在加拿大的發展主要是以不列顛哥倫比亞、亞伯達、安大略和魁北克為代表的省一級政府在推動，經過多年的摸索和經驗積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加拿大模式。由于教育、交通、醫療主要是省一級政府在分管，因此最初的PPP也主要是這些領域在采用。
在意識到PPP的優勢之后，聯邦政府也加大了對PPP的支持力度。與英國為緩解財政約束而引入私人資金不同，加拿大政府似乎一開始就看到了PPP對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巨大作用，因此政府從一開始就出資參與項目。2007年，政府設立“PPP基金”和加拿大PPP局(PPP Canada)，由后者負責協調基金的使用。通過五輪項目征集，該局將全部12.5億加元的基金投資于20個項目，并橇動60多億加元的私人資金，使PPP在全國6個省區、13個市得到了推廣。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金融危機以來該國的PPP市場仍然相當活躍。2013年，聯邦政府設立新的“建設加拿大基金”，計劃在未來10年調動140億加元用于支持各級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以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生產率。此舉進一步提振了地方政府參與PPP項目的熱情，保證了不斷有新的參與者加入到PPP市場中，也加大了對私人部門的吸引力。
截至2013年，加拿大一共有220個PPP項目，按照累積項目金額排序，前五大PPP行業分別為：交通(314億加元)、醫療健康(224億加元)、司法/勞改(55億加元)、能源(45億加元)與教育(17億加元)。
在融資方面，加拿大比較有特色的是養老基金投資PPP的模式。據統計，加拿大養老金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占總資產比例平均為5%，遠高于國際的1%。這些資金雄厚的機構投資者的參與，給PPP項目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資金，同時他們自身也獲得了長期穩定的投資收益。
2014年3月，CCPPP發布了一份報告，對2003年至2012年這10年期間加拿大PPP項目的經濟績效進行了評估，結論是PPP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加拿大的經濟發展(累計增加經濟產出921億美元)、就業創造(累計增加就業崗位52萬人)與居民福利(累積增加居民收入322億美元)。此外，這十年間，PPP項目還幫助公共部門節約了99億美元，并為聯邦和地方政府創造了75億美元稅收。
在2015年發布的白皮書中，CCPPP將PPP在加拿大的成功歸結為四個關鍵因素：一是穩定的項目儲備;二是高效的招標流程;三是多元的融資來源;四是有利的政治環境。
五、PPP的主要優勢與問題
我們認為，PPP模式的主要優勢包括：
一是有助于緩解財政約束。公共基礎設施往往投資規模巨大，通過PPP模式引入私人資本，政府可以在較長的時間內分攤建設成本、而無需一次性拿出巨額資金。這樣，通過公共服務成本與收益的代際匹配，緩解了財政約束。多個項目可以同時進行，不存在互相擠占資金的問題，從而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此外，在PPP模式下，基建項目往往不列入政府報表，融資、運營、維護費用不再是政府的直接費用，不會增加政府長期債務。最后，與傳統基建方式相比，工期延長和預算超支的風險轉給了私人部門，并且政府每年購買公共服務的支出是固定的，從而使政府支出的確定性提高。這就提高了政府債務的可控性。
二是有助于提高服務質量。在PPP模式下，私人部門得以更廣泛地參與到設計、建造、融資、運營、維護各個階段，使其技術、經驗、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而政府部門從自己不擅長的職能中退出，把重心放在行政協調、政策支持、質量和安全監督上來，從而改進公共服務質量。此外，PPP模式引入私人資本的同時也引入了市場約束：債務人關心自己的本金能否收回，關心項目效益，會要求信息披露;股東關心自己的收益，會撤換不稱職的管理層;項目公司關注市場需求，會重視用戶體驗，改進服務質量。根據英國國家審計署在2008年對PFI模式的調查結果，終端用戶對項目的評價為“相當好”的占到34%，為“不錯”的占到57%，為“一般”的僅為9%。
三是能夠通過優化風險分擔來降低建設成本。PPP模式的核心是將特定風險分配給最善于管理這種風險的一方。通過對風險的優化分擔，將適合私人部門管理的風險轉移出去，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公共品的供應效率。其一，通過將建造和運營、維護風險轉移給私人部門，使得傳統模式下頻頻出現的工期延長、成本超支問題大大減少。因為在PPP模式下，只有完工才能收到政府支付的費用或向用戶收費，這就使得私人部門有動力去按時，甚至提前完工;其二，由于超過預算的成本是由私人部門承擔的，為了確保項目的盈利性，私人部門會積極采取各種措施管理風險，并通過創新來節約成本;其三，由于運營、維護也由私人部門一肩承擔，因此后者也不會為趕工而粗制濫造;其四，在典型的PPP結構中，項目資金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優先債務，他們往往是一些大型的機構。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往往會派自己的團隊對項目進行盡職調查，并幫助改進項目方案，幫助控制風險和成本。事實上，實證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英國審計署于2003年和2008年兩次對已有的PFI項目進行了抽樣調查，發現英國的PFI中按時、按預算完成的比例均比傳統模式有較大幅度提高。
四是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與市場化改革。PPP將大量社會資本引導到基礎設施建設中，從短期看，可以直接提高投資水平，拉動經濟增長;從長期看，可以改善基礎設施狀況，提高生產率。與此同時，PPP實施的整個過程需要咨詢、法律、金融、建筑、物業管理等各個行業密切配合，從而有利于補足短板，促進多個產業協同發展。此外，PPP合同多為20年以上的長期合同，其實施可以推動契約精神的培養和法治環境的建設。在PPP的實施過程中，對政府和市場的功能重新定位，將私人部門更有效率的職能轉移給私人部門，將本該由市場承擔的職能還給市場，從而明確政府和市場邊界。最后，公共部門通過與私人部門深入合作，可以學習后者先進的管理經驗，幫助改進政府作風、提高行政效率。
不過，在各國PPP的實踐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一是私人部門融資成本顯著高于政府舉債成本。這一點成為反對者抨擊PPP的主要理由。在有些項目中，私人部門盈利不菲。曼徹斯特大學的Jean Shaoul對英國最早采用PFI的12家醫院項目作了研究，發現平均股權收益率竟然高達58%，顯著高于英國的國債收益率。
二是前期招投標耗時長、手續費高。由于PPP模式比傳統的模式復雜，政府和私人部門雙方都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或咨詢，由此產生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學習曲線陡峭，需要積累相當多的經驗才能降低成本，而單個部門實施PPP的機會不多，培訓成本很高。比如在一項改造倫敦地鐵的項目中，光是簽訂合同就花了4億英鎊，而項目的總成本才157億英鎊。
三是可能加重納稅人長期負擔。“出表”的會計處理導致透明度不夠，使得政府約束軟化，甚至可能導致過度負債。根據英國財政部的數據，從2015年到2049年，政府需要為現有的PFI項目支付共計2222億英鎊使用費(unitary ge payment)，平均到每個家庭約為12208英鎊，而對應的PFI項目資本總額不過566億英鎊。
四是合同周期長，可能導致靈活性不足。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變化速度相當快。而在PPP模式下，由于政府要受到合同約束，對公共設施的控制能力下降，無法進行靈活調整以適應公共需求的變化，由此導致公共利益受損。
五是雙方存在的機會主義傾向導致項目失敗風險。政府為吸引私人參與，可能采取先降低標準，完成招標后再修改條款的做法。私人企業為獲取項目，可能采取先開出優厚條件，開工后再提出重新談判的做法。這都不利于PPP的長期健康發展。
六是可能引發私有化質疑。有人認為PPP是漸進私有化的特洛伊木馬。雖然許多研究中把PPP與私有化作了區分，但是很多媒體仍然把PPP與私有化混同看待，從而給PPP的推廣實施制造了障礙。
以上問題有些與特定國家發展PPP的經驗不足有關，另一些問題則是由PPP模式本身所決定的，這是無法克服且必須面對的。應該承認，PPP不是所有的領域都適用，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靠它來解決，也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統一模式，必須根據項目實際情況合理設計項目結構。PPP不僅是一種融資方式，更是一種管理方式，應該從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它對經濟發展和對社會治理的作用。
六、全球PPP發展經驗對中國政府的啟示
在中國老齡化和城鎮化加快、財政收入增速放緩、政府職能轉變的背景下，推動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全球的實踐經驗表明，成熟的PPP模式有助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與此同時，私人資本參與社會建設，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與國家發展共命運，有利于提高公眾社會意識、增強社會黏性。然而，如果PPP實施不當，也可能加重政府負擔、降低公共品供給效率、引發社會不滿。從本文的對國際經驗的梳理總結中，可以為在中國推廣PPP模式提供如下啟示：
第一，要準確理解PPP的內涵和作用。既不能夸大PPP在解決地方債務問題中的作用，也不應忽視其對整個經濟的拉動作用和對社會治理的促進作用。要看到PPP的優勢，更要看到它的局限，并不是所有領域都適合采用PPP模式，應該合理權衡成本收益。
第二，要注意借鑒國外PPP發展的經驗教訓。既要關注英國、加拿大等國的成功經驗，也要關注暴露出來的問題及解決辦法。既要學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也要加強與新興市場的交流合作。
第三，應加快法治建設，完善PPP機構框架。成功的PPP有賴于清晰的法治環境和強有力的政府支持，以增強經營環境的可預測性，確保項目風險可控，收入穩定。應盡快完善相關立法，明確不同部門在PPP發展中的職責，向社會資本展示政府的決心，避免多頭監管造成混亂。
第四，要加快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PPP發展至為重要的一點是有深度的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PPP的一個基本要素就是引入私人資金，這就需要發達的資本市場來牽線搭橋。PPP項目周期長，資金需求大，多元完善、充分競爭的資本市場不僅能為PPP項目提供長期穩定、有競爭力的資金，還能提供有效的市場約束，提高PPP實施的效率。危機以來加拿大的PPP項目融資成本未出現大幅波動，成為其逆勢增長的重要原因，其養老基金投資基礎設施模式尤其值得研究學習。
第五，要重視地方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更加積極的參與，有助于增加市場的需求、維持足夠的項目儲備、推動市場的持續發展、吸引足夠的參與者，以及確保充分的競爭，從而提高項目實施效率。
第六，做好
